阿尔图罗，我，女生
她们别扭地钟情于生灵和万物
所以或是存心的捉弄，欺骗自己
或是追逐最多的快乐和最多的痛苦
从师范学院毕业后，我跳槽了数次，如今在这所综合学校的初中部教书已经三年余。虽然没有弄出什么成绩，倒也勉强摆脱了做班主任的任务。所以站在学期开始的文法课讲台上，除了腰酸也不乏一些劫后余生的喜悦。这班孩子已经修了一年课程，据之前被调岗的同事说作业交得还算齐。果然，意识到我就是他们的新老师之后，喧哗声立刻小了不少，但依然可以靠散落在空气中的眼神辨认出谁同谁是朋友，谁又不太受欢迎。即使你不是个萨科塔，这也是不难做到的。
但正如前面所说的，我并不是他们的班主任，所以这无所谓。又如你所能看到的，我对教育事业没有什么进取心，所以直接转过身开始抄写那些枯燥无味的标题时，也没太注意是否有人在第一节课上就开始呼呼大睡。一直到了令人振奋的最后五分钟，才有了一双黑色的眼睛透过弥漫的困乏的雾气目不转睛地盯着我。所以在我宣布下课之后，我放慢了收拾教案的速度，暗自思忖着她会有什么问题要问。
果然，我刚刚走到走廊对面，她就赶紧追了过来。这双仿佛在哪里见过的眼睛的主人比同龄的女学生个子稍高一些，黑色的长发披在初中部的制服上。“非常抱歉在第一节课上就要向您递交假条，老师，”她对我低了低头，“下周的文法课我刚好有一些个人事务需要处理，我会按时给您交作业的。”
“好的，祝你一切顺利。”我从她手中接过教材，先给扉页夹着的假条签字，再从下一章圈画几题当做作业——我要现在记住它们来给其他学生布置一样的作业，因为实际上我还没有备课。她浅色的嘴唇微微张开，好像有点奇怪为什么我不具体问问那是什么事，又好像为此感到庆幸。实际上我从不张口多问请假的学生，棘手的是另外两种：那些直接翻墙出去的，万一刚好被查到，我的工资恐有不测。或者在假条上写自己的守护铳心情不佳的，我缺乏应付尴尬的能力。她对我道谢——我现在知道她叫做阿尔图罗，但我始终没想起来那个看起来很熟悉的姓氏是属于谁的。
我的工位靠窗。在这里上学时，我恨极了这个老师拉开窗帘能直接看到操场的位置，而现在在等待我的花茶泡开之前，却也免不了朝外面多看几眼。我认出了几个文法课上坐在前排的孩子，这个班级正在做热身活动，跑步的队伍像失去弹性的绳子一样稀稀拉拉拖了很长。接着我尝试在里面找唯一和我有交流的阿尔图罗的身影。她在队伍中段，跑起来头发像长须的水母那样一弹一弹。紧跟在后面的那个女孩好像是她的朋友，在奔跑中还有精力做戏同她推推搡搡。我念中学的时候不擅长体育，对这样的同学总是敬而远之。阿尔图罗用最小限度回应了她的游戏，但也没有拒绝，我不禁设想那个年轻的我是否愿意有一个这样的朋友。然而还没等到这个念头完全成型，阿尔图罗就忽然抬起眼，对我招了招手。这种感觉就像早上你正在看着电视吃饭时，主持人突然问你桌子上的可颂是怎么做的。我非常紧张地对她也点头示意，然后尽量自然地拉上窗帘。尽管我是她的老师。
办公室里弥漫着花茶和坚果的香气，那种让每个孩子害怕的香气。在我刚刚开始担任实习生的那段日子里，我总是能梦到自己站在办公桌前，两手摊开向上，像受难一样等着教师的发落。等到我睁开眼睛，坐在转椅上的人就两级反转成了我自己。饮水机那里站着两个数学部的萨科塔，我听不到他们在说什么，只能看到他们的光环在不断闪烁。作为一名在圣城中长大的黎博利，我并没有受到过来自萨科塔的真正意义上的霸凌，实际上也没怎么见过这样的事。因此，我时常觉得我对一群站在一起的萨科塔的恶感是可耻的。但现在我有了一名萨科塔未婚夫，他的存在很好地减轻了我对自己心态的厌恶。我没再去看他们那边的光亮，转而打开了自己的终端。也正是在这时候，我收到了一条简讯。
学期初的例会是开不完的，直到晚上十点半，我才踢开单身宿舍的门——然后把左手提着的啤酒放在地上，扶住右手拿着的终端。在今天之前，我决计想不到还会同这位大学期间的同僚再联系。在社团里我不太喜欢她，我以为她太刻薄，说话时又喜欢翘起食指指点着对面。在狂风骤雨一般的家庭生活中，她的声音好像老化的磁带一样柔和下来了。宿舍里已经三天没有清理，我的床好像倾倒的瓶罐之间的一叶孤舟，独居者的心理状况就是这样清晰可见。我用脚尖把垃圾袋扫到一边，拉开一罐啤酒，仰起脖颈。我听到她终于平静下来说，“早在十五年前，我就说她的婚姻注定要是一场不幸。当然，我的也是。”
卢恰娜结婚时没有邀请我，我对她的最后印象一直停留在毕业酒会之后。我从地板上醒来的时候天已经蒙蒙亮，她的长裙就蒙在我的脸上，叫我喘不过气。我愤怒地朝她丢过去一把裙摆，然后我们肩并肩地躺在消退的黑暗里。她黑色的长发纠缠如同命运之网，带着丝丝甜美的酒气。她悄声问我，“你毕业以后要去做什么？”
“我不知道，天哪，毕业之后还有几十年要活，这个问题太大了！”
“好吧，那你至少知道自己不想做什么吧？”
我想了想，告诉她：“我绝对不想结婚。”
她对我笑了，“那我绝对不要做一份平淡普通的工作。”
好吧，如今看来我们不但食言了，还要交换把对方命运的苦果也咽下去。也许正是出于这个考虑，我们共同的熟人把她的婚礼信息告诉我时，我只是反复把那条简讯看了一遍又一遍，却没有回复。就好像今天我收到她的死讯时一样。廉价啤酒的气息把我又带回到那个启示的夜晚，她令人难忘的黑色长发，我的学生字迹娟秀的假条……就在这一瞬间，我理解了事情之间的全部联系。
第二周的文法课下了雨，把我混乱的情绪搅得更乱。在我第二次写断粉笔之后，我就像那些在被收缴的小纸条里得到最多外号的同行那样安排他们默写。我看到与阿尔图罗交好的那个女孩羡慕地看了看她的空座位，没想到她的朋友也对此毫不知情。大人们的情报网要密实得多，我抱着一沓叫人看了直冒火的默写作业回到办公室时，里面正在讨论着阿尔图罗的事情。他们没有用什么不当的言辞，我不知道我的恶感从何而来。大人对孩子、教师对学生天然地抱有权力，即使没有使用它，我们也不能假装它不存在。他们提到阿尔图罗有拉大提琴的天赋，而我知道这来自她的母亲。这件事既不是卢恰娜、也不是阿尔图罗亲自告诉我的，却是我通过这种方式听来的，我对此感到一阵愧疚。
让我感到惊讶的是阿尔图罗第二天也没有来。一直到了葬礼过去的第三天下午，我正在学校的保卫处给我的新车做登记，她刚好提着包像往常一样走进来。这时候，她也看到了我。搁着雾蒙蒙的玻璃我看不清她的表情，于是我走了出来。
“老师好，我一会儿把作业送到您的办公室。”
“别麻烦，就在这里给我吧……阿尔图罗，不要太难过。”
话一出口我就后悔了。但我们对孩子还能说些什么呢？我索性拉过她的手，绕着有尖顶的教学楼和人工喷泉一圈一圈地踱步。我不擅长安慰别人，我一向认为真正处在痛苦之中的人——她，并不真的需要这些话语。但我又想到卢恰娜，她是一个愿意交谈正如愿意倾听的人，于是我便把那些最烂俗的漂亮话倒豆子一样都倒出来。我没有多少豆子可倒，很快就交了底，“我是你母亲的大学同学，阿尔图罗，我也感到很难过。”
她终于说，“请您给我讲讲我妈妈吧。”
阿尔图罗对我贫瘠的语言表现出了很大的兴趣，时不时要有些困扰地打断我加以追问。我们一直走到天空变成金红色，连续几天的雨之后终于出现了晚霞。我搜肠刮肚的讲述也终于结束了，停止在那场舞会。她站在离班级门口几米的地方，问我，“老师，您觉得我妈妈会后悔自己最后的选择吗？”
我马上感到头晕目眩。我能担任一名文法老师，却害怕给学生做一名真正的教师。要回答一个刚刚经历丧亲之痛而对你抱有信任的孩子的问题，恐怕我一生也做不到。但是既然这个状况就在眼前，我告诉她，“很难说，阿尔图罗，一个人很容易抱有两种截然相反的愿望，而它们都是真的。如果要我说的话，它们中至少有一个成真了吧。”
她捂住自己的眼睛。初中部的校服和参加葬礼的衣服都是黑色的。过了一会，她放下手，眼眶和鼻尖都变得泛红。在整个过程中，我始终束手无策。她对我说“谢谢您”，就转身回去了。这就是我同我的学生头一次建立深刻的联系的开始。这件事我连我的朋友都没有告诉。
这天剩下的时间里我一直心不在焉地巴望着下班。它是那么远！这一天我甚至要值班检查学生宿舍。在他们看来我无异于一个提灯恶魔。我不知道阿尔图罗住在哪一间，所以每次推开门都伴随着一阵小小的激荡。可是真正看到她穿着睡裙坐在床边，我又感到一阵乏味。事实上我能期待什么呢？生活依然继续，她明天还有科学和外语课。阿尔图罗把腿收到被子里，对我笑了笑。我关上最后一间宿舍门，学校门口已经像墓地一样冷清了。唯一站在那里的是我的未婚夫。今天是我们恋爱两周年的纪念日。我完全忘了。
我拥抱了他，接过花束跨坐到他的机车后座上。我盯着他的发旋，突然对这个校乐队负责人重新升腾起一阵兴趣，刚刚坐到餐桌边，我就迫不及待地要和他聊聊那些拿着琴弓和吹管的学生。他抬起刀叉在空中做了一个叉号，“不，亲爱的，你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我们最有潜力的学生正闹着要退出呢。”
我佯装不知道那是谁地张大了嘴，他皱了皱眉，“她似乎刚刚在演出中遭到了一些挫折，到了要彻底放弃大提琴的地步。挫败是正常的，但我也很难想象什么事会让一个年轻人产生这样的抗拒——尤其是在她颇有天赋的时候！”
他帮我把牛排细心地切好，就如同全拉特兰最甜蜜的情侣会为彼此做的那样。为了结束这个话题，他耸耸肩抛出一句俏皮话，“就好像她的家人被提琴给砸了似的！”
我知道他没有恶意，但是我无论如何都笑不出来。这时候最好的选择就是换个话题。但无论我们聊什么，阿尔图罗在晚霞里的影子都像创伤性的记忆一样在我眼前不断闪回。我没有期待过我的爱情是深刻的，事实上它也确实不是，但我更没有料到我的另一份情谊居然是这样真切。
我故作矜持地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没有去考虑这件事，同时作为对自己不合时宜的热情的最后一次警告。一般来说，每当我突然想把自己的文凭撕得粉碎或者买票去雷姆必拓旅游时，这种简单的办法总是奏效的。但是这一次没有，我发现自己已经坐到了音乐教室的木质矮凳上。有几个孩子对他们音乐教师的女朋友产生了一点好奇，但不算太多。阿尔图罗不会在这里，我知道的。她身上有一种巧妙的特立独行，就像一直沿着车道的边缘行走。大部分时候我在发呆，剩下的时候我在想如果我突然要新学一种乐器，那么可能是什么。我的未婚夫曾经同我提过这个问题，出于一种挽住我握着琴弓的手的愿望。我知道他不会有那么多耐心的。在排练将毕时我假装正忙于回复工作消息，因此得以单独留在斜晖下的教室里。过了一会儿，外面传来了皮鞋上的金属片叩击地面的声响。
周五晚上大部分学生要回家，这时候她已经换了平常的衣服。阿尔图罗看着我，已经猜到了我想要做的事情，出于礼貌依然保持着延长的沉默。其实我并不是别无选择，我可以握握她的手，表达对她还有音乐兴趣的惊讶；或者点头致意然后走开，把教室让给她；再不然，我也可以突然拉开窗户跳下去，头砸在楼下的水泥地上。我选了最坏的那种，我问她能否拉大提琴给我听。
她诚恳地看着我的眼睛：“抱歉。”
“我听说你有这方面的天赋。我们之间不算是朋友，但我依然觉得放弃是可惜的。”
“老师，也许这听起来很荒谬，”她的眼睛像真心地为什么感到难过似的，“我担心我会伤害您。”
我一点都不怀疑她说的话。事实上，我觉得这种真诚是很难得的。我不知道那具体来说是什么，可能是她遭到了什么挫折，在演奏时会忍不住哭泣，让我因为作为老师的失职受到巨大的心理创伤，或者直接具体的是爆破类源石技艺之流，我不太懂这个。总之，她是一个赋有才能的学生，而现在她的才能遭到了诅咒。
“好吧……我还是希望知道你以后还有没有机会再拉大提琴。”
“老师您有没有机会辞职呢？”
“你觉得我应该做什么？”
她掩饰不住地尾音上扬，“地下摇滚乐手？”
“你这个坏孩子，你什么时候看到了妈妈的相册？”
我们相视笑了一会儿，然后我耸了耸肩，“或许也不是没可能吧。以后的事情谁说得好呢？我读师范学校的时候，以为教育要成为我一生的命运，结果这个愿望在实习第一年就给我带来了巨大的痛苦。第二年我以为，地下摇滚乐是我一生的命运，这样的事情在我身上发生了许多了。”
她走到我旁边坐下，“您以为究竟存不存在一生的命运这样的事情呢？如果存在一件事为我带来最多的快乐和最多的痛苦，我是不是要为它献上一切？”
我害怕这样的问题。无论在我生命的哪个阶段，我都以为教育是一桩最沉重的任务。现在我好像接受了它，又尽量用最小的限度把它轻轻拨开一些，在我和命运的狭窄的缝隙里，我绞尽脑汁去想要说什么才好。在这个过程里，阿尔图罗只是默默地看着前面，而前面什么也没有。
“把对抗最大的痛苦当成一生的命运，人生那么长，要怎么撑住呢？但是如果你还是决定要拿起你的琴，老师愿意给你全部的祝福。”
她没有对我说谢谢。阿尔图罗是个弦一样敏锐的孩子，她意识到了我的祝福是饱含忧愁的。我会不会辞职呢？我不知道，实际上命运有两个方向，逃离它的确是另一种办法。我隐隐觉得她的问题好像一种预言，也许有一天我要远远地离开我昏暗的单身公寓，逃到没有人知道我的地方去，这种可能性就像我明年就举办婚礼，然后一直不停地教初中文法直到两鬓斑白一样大。如果在一些可能性里，阿尔图罗最终决定再一次拿起她受诅咒的提琴，那么她可能会去莱塔尼亚，那里比这所综合学校更适合她。如果她要留下，我只知道她的文法成绩还是不错的。但无论如何，我想，命运终将卷土重来。
（责任编辑：广英和荣耀；网页排版：Baka632；绘图：与厌）